图为马丁·阿尔布劳著作。供图
针对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崛起的问题,阿尔布劳认为,我们不应总是执着于旧式的地缘政治视角,而是更多地关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并且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共同携手治理,进行对话与沟通,以引导新出现的技术向善,并管控风险。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彭大伟:您认为新冠疫情对全球化的发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能否最终回到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个“疫情前的世界”?
阿尔布劳:简单地说,我的回答是“不能”。我们无法重回疫情暴发前的那个世界,这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无法回到过去。疫情让我们看到,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合作研究病毒、开发疫苗、交流信息,这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至少在科学技术等领域。当前全球化的推动力来自于一种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指向如何更好地通过技术控制住疾病、气候变化和实现军备控制等等。
彭大伟:我此前采访马丁·雅克先生时,他曾说,要想理解中国抗疫,西方最好去读一读孔子。西方是否应从中国的做法中获得借鉴?
阿尔布劳:在某种程度上,是的。我将儒家伦理视作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我认为与儒家相关的若干实践,尤其是强调读古书、通过教育提升社会地位等,至今仍对中国社会具有十分深刻影响的因素。西方不应忘记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之上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传统中关于一个人应当通过知识和教育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推动教育运动的政党,与纯粹的经济因素相比,它更重视文化价值、伦理因素。
西方理应理解中国传统中的这一关键思想。这意味着,当应对新冠大流行这样的灾难时,国家做的是去唤起社会价值中广泛的共识。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汲取了治理智慧。在这一意义上,我赞同马丁·雅克所说,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
我想补充的是,除了历史传统外,中国共产党还从中央层级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推动力。基于此,中国的中央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尤其是借助现代技术的帮助后,这方面的管理效率之高(与西方相比)就更加突出。甚至在帝制时代的中国,这样的社会管理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疫情下,中国的表现和西方就有了巨大的差别。
彭大伟:您认为中国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吗?
阿尔布劳: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其立论建立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层次差异之上。但我并不真正相信这一理论,这是因为我认为不同文化可以共存,而且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共存,并相互交流。不同文化之间或许会出现争端,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它们无法共存,共存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至于“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与其说关注文化领域的现实,不如说更侧重于战略领域的现实。“修昔底德陷阱”关注的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如果在一个单一世界里,有两方争夺主导权。那么要想避免爆发冲突,对双方而言都将变得十分艰难”。与文明的冲突相比,我认为第二种情景对世界构成更加真实的风险和威胁。
我并不认为我们未来一定会面临“修昔底德陷阱”。只要我们将精力集中在上述全球融合的领域,聚焦我们的共同之处,这就包括全球化的生活方式,一切能够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文化成果。我认为这将胜过那些持续希望向外扩张、挑动冲突的群体和组织的影响力。
我更加担忧的是,由于某些偶然事件所引发的冲突和争端,例如人工智能的崛起,或是新型武器的发展。这是因为它们很容易就会发展到全自动的水平。各国在争夺新型武器的过程中也会卷入争斗。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风险,全世界都应该关注到这一风险。换言之,最大的风险不是地缘战略问题,而是新技术带来的后果。
彭大伟:假如真的要迎来“亚洲世纪”,西方已经准备好接受这样一个世纪了吗?西方会乐见亚洲成为世界中心吗?
阿尔布劳:我们所谈论的这个“西方”,其影响力目前看上去覆盖了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但“西方”绝对是在通向一个更加碎片化的方向。“西方”不会像美国人所希望的那样被视作一个整体。的确,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试图构建某种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联盟”,而这种做法已经近乎可笑了,因为拜登基本上是在邀请所有“不喜欢中国的国家”加入其中,而并不计较这些国家到底持什么政策、拥有什么政体。
我认为,“统一的西方”这样的概念已经过时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领导力如今在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正努力推动这些机制和组织聚焦于全球共同的目标,聚焦于务实的项目、为全世界树立榜样,正如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太阳能发电等诸多领域所做的那样。
中国不仅拥有作出重大决策所需的资源和政治体制,更能够迅速地作出决策、且将其付诸实施。这是中国相比世界其它国家所具有的一项比较优势。
彭大伟:您对中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有何看法?
阿尔布劳:中国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案例十分引人入胜。50年前,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能够被称为“福利国家”的要素。而在过去50年间,中国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公共福利持续得到增长。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
因此中国是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要素的。中国人口数量众多,且十分勤劳。与此同时,中国的政府明白应该经常地引导富裕群体去帮助那些在经济生活中不够成功的人群。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仅通过勤劳是不足以创造财富的,还需要有竞争。在这一方面,中国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智慧,将竞争放在一个符合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水平上加以管理。
彭大伟:过去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您对中国这十年的发展有何看法?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阿尔布劳:过去十年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更加广泛地代表了道德、社会和伦理层面的价值,更好地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ence)。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好地胜任这一角色,且这一角色越来越得到普遍的接受,正如近十年所发生的那样,那么(中国的)未来看上去是十分充满希望的。(完)
编者按:访谈全文收录在阿尔布劳新著《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探讨共同的价值与目标》(伦敦:环球世纪出版社,2021年版),并在2022年伦敦国际书展面向全球推介。
中新时评:克服短期扰动 中国经济仍有充足动力****** 中新社北京12月28日电 题:克服短期扰动 中国经济仍有充足动力 中新社记者 王恩博 今年应对超预期因素冲击后,明年中国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需要强劲引擎。 世界经济拉响衰退警报,国内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支撑中国发展的动力是否仍在?从多个维度观察,均可得出肯定答案。 中国经济仍有充足动力,且发力更加聚焦。 年底举行的多场论坛、会议上,中国的官员、学者、企业家们热烈讨论着同一个问题:明年经济如何回归稳健增长轨道。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凝聚共识的过程。各方普遍意识到,2023年是中国经济弥补疫情冲击损失的重要窗口。 这个方向也为中国决策层所明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围绕“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进行细致部署,提出“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的方法论,无不折射出对稳住经济大盘的关切。 当心往一处想,劲就能往一处使。降准释放长期资金、房地产金融政策利好频传、扩大内需战略顶层设计出炉,今年末中国各领域叠加发力的政策效应明年将持续显现。根据实际需要,一些新政策、新措施也会陆续有来。存量政策、增量政策同向发力,将积极促进中国经济运行好转。 中国经济仍有充足动力,且活力将加速释放。 随着奥密克戎病毒特性变化,中国从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出发作出防疫转段决策。优化防疫二十条、新十条落地,新冠病毒感染调整为“乙类乙管”,疫情防控政策因应形势变化持续优化调整,为经济恢复创造了重要条件。 12月26日,2022年最后一个周一,北京地铁公司所辖运营线路日客运量时隔一个多月重返450万人次以上。在全国范围内,武汉、重庆等地地铁客流也明显恢复。尽管通勤早晚高峰还不似以往忙碌,但地铁客流逐步攀升,是生活回归正轨、城市恢复活力的有力注脚。 疫情仍是当前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关键变量。专家估计,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料将产生类似“J曲线效应”,即短期会对经济运行造成扰动,但全年是重大利好。随着相关政策落实,中国的人流、物流将更加顺畅,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经济社会生活各领域都有望加快恢复,重新焕发活力。 中国经济仍有充足动力,其潜力会持续兑现。 眼下,中国正布局更好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找准二者结合点,即是为经济增长挖潜的过程。 例如,中国迫切需要加快产业体系优化升级,这就需要加大制造业研发和技术改造的投资力度,加大新领域新赛道投入。这些投入既是当期需求,未来产生高质量供给后,又会进一步创造有效需求。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就是典型成功案例。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汽车出口量“超车”德国跃居世界第二,背后正是新能源汽车热销海外的“加持”。 令人期待的是,中国发展轨道上还有不少这样的堵点、痛点、难点、空白点,可以大做文章。创造有利体制机制环境,施以适当政策引导,潜藏的动力就会兑现为新增长点,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这些有利因素的累积,正让中国经济前景更加清晰明确。据综合研判,明年世界经济增速可能明显下滑,而中国经济有望总体回升,形成一个独立的向上运行轨迹。 当然,经济好转不会是“天上掉馅饼”,各方必须为之付出艰苦努力。但可以确定的是,近几年疫情短期扰动,并未削弱中国经济长久动力,更不足以改变中国经济长期趋势。对此,人们应当充满信心。(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 葡京彩票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