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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呀，欢迎你到元宇宙来旅游！******

　　拥挤的人潮、高昂的旅行成本……如果可以在元宇宙里旅行，或许就不用有这样的烦恼了！近日，在线旅行社Booking对32个国家或地区的24,179名受访者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元宇宙作为最新的亚加密生态系统之一，将深刻影响2023年现实世界的旅行选择，最有可能在其中尝试旅行体验的是Z世代（45%）和千禧一代（43%）。

　　除了相对成熟的视觉技术，借助触觉反馈等支持技术，用户可以足不出户即可体验沙滩和热带阳光。元宇宙旅行真的要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图源：pixabay

　　01

　　元宇宙助你解锁更多旅游“姿势”

　　数字孪生建模、3D渲染、全息成像等多种技术手段为虚拟空间的旅行注入了崭新活力。从点到线，从线到面，再到立体空间，技术助力景区生成数字孪生体，甚至形成景区之间相互连接的3D数字空间网络。

　　可以从“上帝视角”欣赏山川河流的美景？

　　2022年11月，全球首个景区元宇宙平台“张家界星球”测试版在中国湖南正式发布。通过5G、UE5游戏引擎开发、云端GPU实时渲染等多种融合技术，构建了张家界景区数字孪生世界，展现大自然亿万年的鬼斧神工，让旅行者飞行于如诗如画、如梦如幻的武陵源之间。

图源：pixabay

　　居家午后就可以进入一家虚拟博物馆，感受历史长河的辉煌与沉寂？

　　巴黎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利用微软头显HoloLens 2“复活”已灭绝物种，推出沉浸式展览，在增强现实中展现剑齿猫、渡渡鸟、象鸟等动物，为残缺或是消逝的过去进行“虚拟的修复”，传递文化的力量。运用“非线性”的叙事方式，实现主体在元宇宙中的自由切换与跳转，形成沉浸式的互动体验。

图源：微软官网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推出约40万件虚拟展品，与热门游戏梦幻联动，通过虚拟展品二维码将藏品导入到游戏中，在不同平台和场景中转换，突破了博物馆本身的空间限制，吸引着跨领域受众的注意力。

图源：pixabay

　　足不出户就能听一场千里之外的演唱会，看一场跨越半球的时装秀？

　　早在2020年，美国说唱歌手Travis Scott就在游戏《堡垒之夜》中举办了元宇宙演唱会，同时在线玩家超过1200万。这种沉浸式虚拟演唱会通过不断强化玩家的在场感，使玩家更加清晰地感知到与其他玩家、演出嘉宾的连接与共鸣，从而大获成功。

图源：Bilibili

　　瑞典快时尚品牌H&M在任天堂游戏《动物森友会》的动物保护区中举办虚拟时装秀，发布即将推出的动物友好时装系列，宣扬该品牌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图源：WWD

　　02

　　旅途太孤单？虚拟人物可以时刻“陪游”

　　景区旅游虚拟人物一般根据景区人文、历史、地域等特点，通过动画设计出虚拟2D或3D的人物形象。虚拟人物在景点IP的营销上独具趣味性、新鲜感，并具有粉丝经济和视频流量等方面的优势。

　　游客可以在日本请虚拟人“coh”介绍东京涩谷，也可以在德国请虚拟人“Maia”用德语介绍波恩。通过5G和XR流媒体解决方案，手机平台可以实现多人实时体验和任务下达，让虚拟人物做我们的导游。

图源：网络

　　俄罗斯莫斯科航天博物馆甚至“养”了一只可爱的3D虚拟猫作为导游服务游客。游客需要先在手机上下载一款名为“瓦西卡和小星星”的软件。进入博物馆后，游客通过扫描展品附近特殊的二维码标签便可在手机屏幕上看见3D虚拟导游猫，听它讲述每个展品的故事。

　　元宇宙为旅游虚拟人物提供了一片广阔的性格塑造沃土，人文、历史和地域属性，使人物背景更丰满，更贴近生活。2021年，中国青岛动漫节推出虚拟偶像“海萌姬”，作为该活动的形象代言人，与“动漫岛”平台签署合作协议并正式进驻，展现青岛城市特点，开拓文旅市场。

图源：人民科技

　　未来，元宇宙下的虚拟人物生活在元宇宙城市，多维数字空间都能发现她的生存轨迹。采用全新的3D渲染技术，人们与虚拟人物的互动可在真实环境下；利用互联网海量的人格脱敏数据和AI算力，虚拟人物可以实现更贴近人性的人物性格塑造，可与人们开展亲切自然的对话和行为反馈，为人们带来新鲜的异地体验。

　　03

　　游玩结束，元宇宙纪念品怎么能少？

　　2008年区块链技术的诞生，为文旅业的虚拟纪念品提供了发展条件。

　　此前，迪士尼公司CEO表示，元宇宙是迪士尼首要考虑的战略之一。除了使用“现实场景中的虚拟世界模拟器”将公园内游客的个性化3D效果，投影到附近的墙面、物体上，迪士尼还授权NFT收藏平台VeVe,发售包括《玩具总动员》《怪兽电力公司》《汽车总动员》《超人特攻队》等经典动画角色NFT。上架不到一天，54995件NFT全数售罄。

图源：pixabay

　　2021年，波罗的海航空公司发布其首批NFT，样式类似于一张明信片，描绘了一架空中客车飞机在拉脱维亚的一个小镇上空飞行。首批发布的NFT为100个，每张图片稍有区别，这些NFT在交易平台OpenSea上发布。随后，澳洲航空公司也宣布发布他们的NFT数字艺术收藏品系列，澳洲航空公司还将向其初始购买者授予澳航积分，这些积分可用于兑换机票。

图源：pixabay

　　很多人在旅行或参加某个重要的活动后，都喜欢把门票精心保存。因为门票设计往往具有艺术感或独特性，极具收藏价值。如，北美科切拉音乐节（Coachella）推出名为“Coachella Keys Collection”的NFT，作为纪念品和终身通行证。

图源：网络

　　除了这种形式，文旅纪念品还可以基于景区独有资源，以及旅客参与体验的时空属性，形成专属旅客的数字纪念品NFT。数字纪念品可以发布到元宇宙数字化艺术品网络中，景区拥有数字纪念品的版权，而游客通过购买获得其所有权。

　　借助元宇宙，你最想去哪里旅行？

　　审核：张宁  策划：李政葳 撰文：穆子叶 编辑：李飞

　　参考 |光明日报、北京青年报、人民网、虎嗅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