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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博白：乡村的年味儿越来越浓******

　　本报驻广西记者 宾 阳

　　腊月迎春，桂东南乡村的年味越来越浓。1月5日晚，六万大山西麓、千岛湖东岸，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江宁镇长江村锣鼓喧天、载歌载舞、热闹非凡，“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文化惠民文艺演出正在这里举行。

　　有一股力量催人奋进

　　当晚的节目丰富多彩，独唱、舞蹈、杂技、小品、快板等各种形式的文艺演出深受村民喜欢。“特别是采茶戏小品《三下跪》，讲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让我非常感动。”长江村村民李阿姨有感而发。

　　《三下跪》讲的是养羊专业户刘济源对偷羊村民李中田的谅解并提供就业机会的故事。博白县采茶剧团团长吕光东说：“守法、孝顺、包容互助、坚定理想信念和奋发图强，是该作品展现给观众的主题思想，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下跪》正是根据长江村发生的故事而创作的。刘济源的生活原型是长江村土生土长的“80后”刘入源。近年来，刘入源以“公司+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带动1500户贫困户养殖黑山羊脱贫致富，户均年增收2万元以上。与此同时，刘入源热心公益，2017年起，每年捐助120万元，用于扶贫帮困。2018年以来，刘入源先后被授予“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全国十佳农民”等称号，当选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自己的经历被搬上文艺舞台，是乡亲们的信任、社会的认可，我更觉责任重大。”刘入源表示，今后要不断创新模式，把特色产业做强做大，推动乡村振兴，让更多的乡亲发家致富。

　　把欢乐送到村头巷尾

　　“《秋意》《心之愿》两个舞蹈节目美到醉人。”1月4日晚，博白县的文化惠民演出在水鸣中学举行，喜欢舞蹈的初三学生李美琳说，“看到精彩的演出，学习疲劳感立马烟消云散。”

　　“通过下乡演出，我们更了解基层，更清楚观众喜欢什么节目，对创作很有帮助。”李开贵是博白县采茶剧团的年轻舞蹈演员，他认为，基层舞台是一个实打实的练功坊、大学校。

　　水鸣中学教师宾业菊表示，演职人员下午就来搭台了，晚上演完还要拆运，加上天寒地冻，演职人员好辛苦，“基层群众的欢乐当中饱含艺术工作者的汗水”。

　　“虽然辛苦，收获也是满满的。”身兼演员和主持人的黄一苹感慨地说，从2017年至今，她主持文化惠民演出已经有200多场。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演出中下起了雨，很冷，演员们坚持演出，观众一个也没走，撑着雨伞看完演出。“结束后，乡亲们送来了姜糖水，并感谢演员们冒雨表演精彩节目。那一刻，我们感动得泪流满面。”黄一苹说。

　　按照计划，2022年10月10日至2023年1月10日，“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博白县2022年文化惠民文艺演出共38场，由博白县采茶剧团艺术中心组织举行，在全县28个乡镇的乡村、社区和学校巡演。

　　“演职人员白天在县城上班，下班后到相关乡镇村屯演出，持续近3个月。”吕光东表示，有时候去一些偏远的乡镇，路程较远，演出后回到县城，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

　　在节目方面，博白县的文化惠民演出注重基层群众喜闻乐见、文化传承、艺术欣赏和生活科技普及，兼顾艺术性、娱乐性、正能量和政策宣传，提高乡村群众参与热情。

　　乡村振兴需要文化振兴，需要把文化发展成果带到基层，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增强群众文化自信。“把欢乐送到村头巷尾，让艺术走进基层、贴近群众、融入生活。”吕光东说。

　　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

　　博白是人口大县、农业大县，全县常住人口近200万，近六成在农村。在乡村振兴中推动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任重道远。

　　“除了县采茶剧团艺术中心承担的文化惠民主题演出，全县还有70多个民间文艺团体，每年到各个村屯演出数千场次。”博白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庞剑表示，其中，大部分演出被列入政府扶持范围，每场补贴2000元至3000元。执行过程中实施抽查机制，调查演出的群众满意度，并据此协调演出团队，确保演出质量。

　　水鸣联合采茶戏团目前有11人，以演出桂南采茶戏为主，剧目多为《吕蒙正》《董永卖身葬父》等古装剧，每年演出近300场。该团的骨干演员梁振业表示，政府补贴可以解决剧团部分开支，更重要的是激发民间艺人创作和演出的热情，不断提高节目质量。

　　博白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桂南采茶戏是该县代表性民间戏曲艺术。在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当中，博白县采茶剧团改制成立县采茶剧团艺术中心、县民间文化艺术保护传承和展演中心，并在各乡镇成立30个艺术培训中心。2015年起，博白县与广西艺术学校合作，委托办班培养采茶戏和杂技人才，培养对象均为各艺术培训中心发现的好苗子。几年来，一批又一批青年艺术人才从学校毕业回到县里，队伍日益壮大。

　　青年演员覃福友2015年被选送到广西艺术学校学习戏曲专业，2018年毕业回来之后，他参加了新编排的大型桂南采茶戏《绿珠女》《八桂先锋朱锡昂》等剧目排演，表现出色。如今，覃福友已成为采茶剧团独当一面的年轻骨干演员。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着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为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丰富精神食粮和重要保障。”庞剑说。

选择春节后离婚的人们******

　　“不留遗憾，我们吃完年夜饭再离婚”

　　选择春节后离婚的人们

　　年后扎堆离婚？多地民政局离婚办理处大排“长龙”？近期，多个网络流传视频内容显示，部分地区的民政局离婚登记处在春节后“爆火”，甚至有传言称一些地区离婚队伍排到了民政局门口。

　　目前，上述部分视频已得到官方辟谣。记者也向多地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了解到，因过年期间不办理业务，一些地区年后离婚办理人数的确有所上升，但并未大排“长龙”，还有一些地区则回复称，并未出现上升现象，甚至结婚人数比离婚人数更多……

　　离婚率在近20年内逐步攀升早已不是新鲜事，记者梳理发现，从2003年到2019年，我国全国粗离婚率(年度离婚数与总人口之比，通常以千分率表示)陡然上升，离婚登记对数在此期间翻了近4倍。尽管，选择年后离婚并非真的形成潮流，但在年后办理离婚的队伍里，一些人坦言，之所以专门预约年后离婚，就是为了和孩子、双边父母吃一顿年夜饭，不留下最后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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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后出现离婚潮了吗？

　　多地民政局回应：

　　离婚人数并未陡增

　　1月28日，网上流传安徽阜阳一男子发布视频，显示阜阳颖上县民政局内仅有两对新人结婚，而离婚队伍却排到了民政局门外。一时间，年后扎堆离婚的话题在网络引发热议。

　　但很快，颍上县民政局就在1月30日对外发布了辟谣声明，称短视频内容为谣言。声明中解释，该视频所拍摄内容均位于一楼结婚登记窗口，排队人员均为办理结婚登记的群众，而离婚登记窗口在二楼，该信息视频系偷梁换柱、混淆视听。

　　无独有偶，另一位网友也在近期发布了江西上饶鄱阳县民政局离婚室门口排长队的视频。据此，江西上饶市民政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视频中的具体情况正在核实中，但从市民政局婚姻登记数据来看，离婚业务量与年前相比没有太大的差别。

　　年后离婚高峰期是否真实？记者向多地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了解了相关情况。总体来看，多个民政局工作人员都表示：“年后办理结婚和离婚的人数的确有所增加，但总体仍处在平稳期。”

　　1月31日，济南市某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当天上午的工作时间来看，申请办理离婚业务的人数为5对，办理结婚业务的人数为3对。处于正常状态，并没有所谓结婚、离婚高峰期。”

　　然而，扬州市民吴女士告诉记者：“我在年后第3天办理了离婚手续，的确有排队，但没有大排‘长龙’。”吴女士表示，自己并非特意选择在年后离婚，只是年前的预约日期、人数已满，恰好预约到了年后第三天。

　　吴女士告诉记者，她当天上午10点左右她来到当地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排队时间也并未超过1小时。“有排队可能是因为过年期间不办理业务，所以都放到年后来办理，人数自然有所增加。”

　　杭州市某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接线员也给出了同样的回答。“虽然还没有近期详细统计数据，但年后无论办理离婚还是结婚的数量，一般都会有所上升。”该接线员解释，这是因为过年期间民政局不办理业务，因此导致结婚和离婚申请积压。这是正常现象，并没有明显陡增，依旧处于平稳期。

　　此外，记者还致电北京市海淀区、天津市和平区等多个婚姻登记处，上述地区工作人员均表示，节后办理离婚的人没有明显增多。其中，河南郑州市民政局则提出，年后民政局办理离婚的申请没有剧增，反而来办结婚的人数增加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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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服务业从业者：

　　回谁家过年、家务如何分担等

　　成年后离婚推手

　　尽管吴女士在年后办理离婚属于巧合。但也有人为了吃上最后一顿团圆饭，才故意选择了年后办理离婚手续。

　　“我们本来商量好了在2022年的12月末离婚，但是想带着孩子在两边吃上最后一顿团年饭，所以我们还是把离婚的日子敲定在了年后。”

　　现年39岁的梁女士，1月31日下午在无锡当地办理了离婚手续。她告诉记者，自己当天上午就办理完结，也没有大排长队。但讲起自己的离婚经过，梁女士还是有些哽咽。

　　结婚近10年的梁女士和前夫育有一个女儿：“虽然孩子只有6岁，但她已经知道离婚的意义，表现得很难过。”尽管孩子最终由梁女士抚养，但女儿对爸爸的不舍梁女士也看在眼里。为了弥补孩子的这份缺失以及向双边父母当面解释，梁女士最终与前夫商定，将离婚日子选在年后。

　　过年期间，梁女士和前夫带着女儿在婆家和娘家分别吃了团年饭，并向双边的父母表达了感谢。在梁女士看来：“我们夫妻走向离婚并没有深仇大恨，只是观念不和。”而这最后的团年饭，也是梁女士不愿为自己和家人在留下遗憾。

　　“实际上，过年期间就咨询离婚、年后办理离婚的人的确会有所增加。”一家婚姻挽救和服务中心的负责人黄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其公司成立的近3年里，他能明显感觉到，每年岁末年初，都是公司业务量比较大的时候。

　　据黄先生介绍，他所经营的婚姻挽救和服务中心，其中一些业务就是帮助夫妻重塑婚姻，解决婚姻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从我们遇到的案例来看，过年期间出问题，尤其是涉及到在谁家过年、过年时和长辈相处遇阻，分担春节期间的家务等等，都能成为婚姻走向破裂的推手。”

　　在黄先生的记忆里，曾经就有一位男士提出，因年后想带妻子回村里的婆家过年，过年期间妻子又承担大量家务，最后妻子才有了离婚想法。据黄先生介绍，该男子因自己老家的习俗，已多次带妻子回婆家过大年三十，直到大年初二才能回娘家。而这也造成妻子多年的不满。此外，过年期间家里的家宴也都由妻子和婆婆负责，长期下来，妻子有了怨言。

　　在黄先生的劝和下，该男子的婚姻最终没有破裂。但也有一些夫妻因春节的各项繁杂事物，最终也没能走到一起，即便经过了离婚冷静期，最后还是选择了在过年后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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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专家：

　　避免冲动离婚

　　需将相关社会服务制度化

　　离婚率的攀升早已不是新鲜话题。自2003年开始，我国离婚率便开始走入上升通道。记者梳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近10年来粗离婚率数据发现，从2003年到2019年，全国离婚率有了明显攀升，但自2020年后，离婚率却有明显下降。

　　历年统计结果显示，2003年全国离婚登记达到133万对，粗离婚率为1.05‰，此后一直呈上升趋势；到2016年离婚登记升至415.82万对，全国粗离婚率首次到了3.00‰以上；直到2019年，离婚登记达到470.06万对，全国粗离婚率升至3.36‰，成为近10年来离婚峰值。

　　从2003年到2019年，这16年里为何我国离婚率连续走高？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授文军告诉记者，这背后主要有几个方面原因。

　　其一，从宏观方面来说，由于社会变迁和转型节奏加快，对传统意上的夫妻分工和家庭结构形成冲击，越来越多女性走上工作岗位，社会地位提升，经济从属性降低，带来的家庭稳定性也随即打破，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离婚的可能性；

　　其二，从微观方面来说，社会进步带来的人们思想解放，对传统婚姻的理解发生变化，不再认为离婚是不好的行为，也让更多人敢于追求个人幸福，向低质量的婚姻说不，因此增加了离婚的可能性。

　　在文军看来，离婚率走高的背后，也反映出了我国社会组织、人际关系互助网络建设以及社区公共服务水平不足的症结。“尤其是年轻人的冲动离婚，我们除了行政手段干预外，目前仍旧缺乏有效的社会服务来化解，社会组织提供的优秀解决办法乃至情感咨询和疏导仍旧不足。

　　不过，记者也注意到，2019年后，我国离婚率逐渐走上了下坡路。到2020年，离婚登记从超470万对降至433.9万对，粗离婚率回落至3.09‰；2021年则降至283.93万对，粗离婚率下降到2.01‰。

　　对此，在文军看来，2019年后离婚数据回落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我国离婚率上升16年后回落，说明已经达到来峰值，开始向平稳状态过渡。”此外，文军表示，离婚冷静期的设置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这几年离婚率下降提供了“土壤”。

　　在文军看来，要想避免类似年后冲动离婚的现象出现，各地社会化服务应该跟上，并逐步将社区情感动员工作、婚姻咨询工作、社区调节工作，心理情感建设工作等纳入制度化建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雨奇 吴阳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